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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山崖中发现烈士死亡证书
石家庄都市网  日期:2013-2-27  编辑:sjzabc

  2009年10月下旬的一天,一沓发黄的纸页在山西省左权县桐峪镇莲花岩的一处崖居内被发现。这是一沓薄而脆的纸张,A4纸大小,拿在手里,分量很轻。

  高起考、安学珍、张富门、张士堂……这些现在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名字,通过这叠发黄的纸页,出现在人们的眼前,一共83个名字,其中有38人来自河北省。

  这些名字构成的纸页,却是70年前八路军医院开出的死亡证明书。黑色、蓝色的字迹,记录了烈士们生命中最后一段历程。

  这些纸页,随着时间的流逝,开始褶皱、发黄;这些字迹,随着年华的逝去,逐渐模糊……一段关于他们的历史,就这样尘封了70年。

 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,这份死亡证明书一直躺在山西一个镇上的保险柜里,沉默不语。直到最近,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它们为世人所见。于是,这一叠发黄的纸页,勾出了一段历史——八路军129师的光荣历史,也引发了来自北京、河北、山西的烈士寻亲潮。那么,这批珍贵的文稿究竟来自哪里?它们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故事?本报记者近期专门赴山西进行了采访。

  ■ 荒山中寻找最早的发现者

  桐峪镇是在山峦之间的一个小镇,镇上只有一条主要的街道,道路两边大都是小商铺。2月22日,当记者从河北来到这座小镇时,时至正午,气氛热闹但不嘈杂。记者走进几家店铺,向当地人打听:莲花岩怎么走?知不知道那儿发现了烈士死亡证明?人们都很清楚从桐峪镇如何去莲花岩,“那儿没通班车,你得自己想办法。”一个饭店的老板建议道。不过,对于发现烈士死亡证明书的事情,大多数人却似乎都不知晓。

  找到车,从镇里出来,向山涧深处驶去,山势越来越险,人也越来越少,大约半个小时后,车子停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山沟里,到了。面前是一座木质的高大牌坊,上面写着“莲花岩”,牌坊两边挂着红色的灯笼,附和着过年的气氛。

  莲花岩正在进行旅游景区开发,景区内仿明清的古建院落初成模样。景区的道路两旁栽种着冬青,远处还有杏园和核桃园。一条长长的石阶笔直地插入了山涧,一些小屋子隐约显现在视极处。

  景区很大,此时却看不到人。山沟的南侧是高耸的山崖,北侧是一片树林,中间的部分是修建好的景区。在景区里走了两圈,记者看到一位老人,问他是否知道在这儿发现了84份烈士死亡证书?老人将手放在耳朵上,前倾着身子,往前凑了凑。“哦,”他指指前面,“你们去那儿问问吧。”

  老人指的方向,是一间宾馆。记者走进宾馆,走上二楼,在会议室旁找到了这些证书最早的发现人——田建林。田建林穿着一身深蓝色运动装,踩一双白色运动鞋,四五十岁的样子,皮肤偏黑,眼睛炯炯有神。他说起话来,操着当地的口音,眼里总带着笑意。

  ■ 崖居山缝中发现烈士死亡证书

  说起这些证明书的发现过程,得从一个景区开始。

  田建林的朋友高乃文是当地开铁矿公司的,田退休后,协助高乃文管理公司。2009年,为响应县里的“开发荒山荒沟”的号召,高乃文买下了莲花岩这片2700亩的荒沟,田建林随后被高任命为景区开发经理。

  说明来意,田建林带记者出门。走上那条长长的石阶,迂回而上。在田建林的带领下,记者来到了最高处的崖居。眼前的崖居明显经过修缮,土坯墙上挂着装饰用的辣椒和蒜头,窗棂也是木质的,白色的窗纸糊在窗框中。既有现代感,又富传统意味。这些崖居的建筑年代以及功能作用,现在无从得知。田建林曾猜测这儿或许是藏伤员的地方,但未经证实。

  到了山顶,门是锁着的,原来,看门的老人过节回家去了。记者进不得屋内,便隔着窗纸踮脚窥视。透过纸窗,很容易看到多处凸起的崖壁,崖壁形成的天然空间,被当做储物柜,一些生活用品都被摆在里面。崖居位于向阳坡,不过由于空间狭小,里面晦涩不明,气氛也显得有些神秘。

  田建林指着房间右侧的一处崖壁,提高了语调:“那儿,一块凸出的石头,中间是空的那块——就是在那儿发现这些死亡证书的。”

  ■ 一沓黄纸引出左权县抗战史

  回忆一下子拉近了时间的距离,田建林说他2009年刚到景区任职时,在10月下旬的一天,第一次爬上崖居。

  “崖居有五六间,大概可以分成四层。但当时很多崖居都塌了,破旧不堪,我就找人整理打扫。”田建林回忆起三年前的情景。

  当天收工时,其中一位工人李玉生喊住田建林:“我在打扫这屋子时,在石缝里发现了一些东西。”

  田建林接过来,“不过是散落的一沓黄纸,纸质薄脆,干燥且没有外皮。”他随后翻开,字迹居然还很清晰,“总修械二所修械组组长崔利霞,男,36岁,籍贯河北深县,诊断为右下腿炸伤左手炸伤,入院日期:1939年9月3日,死亡日期:1939年9月11日。一二九师卫生部干部所,1939年9月15日。”

  田建林心头一惊,又仔细看看,“呦,这些是八路军战士的死亡证书啊”。

  这些死亡证书的开具时间,多集中在1939年5月~12月之间。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样一段历史:1939年,日军3万多人分九路攻打左权县(当时为辽县)。

  有资料记载说,左权县当时只有7万多人,但在这场战斗中,除了嗷嗷待哺的婴儿,全县男女老少几乎全部参战,有一万多人牺牲,最后粉碎了敌人的阴谋。同时,也有资料记载,当时一二九师部队的卫生部及总医院就设在桐峪镇。

  时间、空间上的吻合,让田建林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:83位战士就是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。

  在这场战斗之后,1940年后,刘伯承、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从左权移师相邻的涉县,并在涉县驻扎了五年之久,于1945年十二月离开。其间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部分战役、上党战役、平汉战役等大小战役3100多次。一二九师进驻涉县时只有9000多人,而当部队离开涉县时,发展到了30多万人,形成了赫赫有名的“刘邓大军”。

  ■ 珍贵材料在保险柜里锁了三年

  从崖居下来,一进办公室,田建林立刻给高乃文拨通了电话:“我这里有些东西,你得过来看看。”

  “什么啊?”

  “死亡证书,革命烈士的,1939年。”

  “你放保险柜好好保存着。”

  当时田建林的确很激动,他甚至想在电话里和高商议“在这附近找块空地,为烈士们立一块墓碑,碑文就是这些证书上的字”。

  几天之后,高乃文见到这些证书,内心也是非常激动。从2009年开始,高乃文和田建林有意识地四处打听,关于这些烈士的具体情况,尤其是,他们的家人在哪里。

  然而,三年时间,他们得到的线索寥寥无几。

  “我们听说这里曾住过一个麻田八路军总部的四区区长,姓李。但找遍麻田八路军总部的资料,也没有找到这个姓李的区长。”田建林说,“还听说离莲花岩七八里的地方,曾有过一个八路军的卫生所,说那儿可能是藏伤员的地方。我们把周边走了个遍,也没找到这个地方。”

  此后,在近三年时间里,这83份珍贵的材料一直躺在高乃文的保险箱内。

  2013年1月,供职于北京一家杂志社的撰稿人吕吉山在莲花岩遇到了高乃文,吕吉山从高挂在办公室墙上的企业简介中,得知高收藏着83份革命战士的死亡证明书。他立即意识到它们的价值所在,他希望对方能将这些证书的照片发到他的邮箱,高答应了。而他们从认识到分别,不过短短的十五分钟。

  晚上,吕吉山的电子邮箱中果然收到了高的邮件。第二天,高专门派人将这些照片的原件送到住在太原的吕吉山。

  ■ 诊疗记录反映当时生活与战斗环境之艰苦

  在这83人当中,38人为河北籍,其他来自山西、河南,家最远的是一个23岁的小伙子,叫梁松元,来自四川广元。其中,职位最高的人是刘文炳,为军区独支二大队一营一连连长,除了连长还有三位排长,其余则为班长和其他普通战士。

  同时,在这83位当中,最大的45岁,名叫莫义和,山西人,是一位炊事员。1939年8月13日,莫义和因伤寒入住医院,医生说“他起初伤寒已好”,然而,在调养期间,他又因“吃饭不注义(注:应是医生写错,此处应为意)而生痢疾”。此后,他“每日大便数十次导致肛门失禁,身体抵抗力减弱”,最终于10月15日早晨去世。

  最小的只有15岁,名叫张双宝,是一位来自河南内黄县的青年队战士。从证书可见,主治医师叶寿昌非常希望治愈这位年轻的小伙儿。在这83份证明书中,他的治疗记录最为详细,治疗手段包括:体温高用冷水浴、灌肠营养、镇静剂、利尿剂……从六月六日收治,到他九月十九日因“体质衰弱、营养缺乏”而“急速死去”。医生显然尝试了多种办法。

  吕吉山也发现,不只是张双宝,一半以上的战士都是因“营养缺乏”影响治疗或导致死亡。“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中生活和战斗的啊。”吕吉山说他每次看到这些证明书,字里行间,都清楚感受到了当时的艰难。

  此外,在这些证书当中,不同的时间段,表格样式也有细微差别,有的证书中还有用毛笔写的“此忠良”的字样。但所有的表格、证书均为手绘、手写。有些医师的治疗记录,字迹秀美,比如名为汤正业和叶青昌的医生,他们所撰写的死亡证书,如书法作品一般。

  ■ 自费五六千元做成宣传册“把这儿宣传出去”

  2月22日,记者采访吕吉山时,看到了这83份死亡证书。在这些证明上记者注意到一个医生的名字——何正清,因为他的特殊身份,在他的名字前,标注着职务:所长。

  记者查询资料得知,何正清为河南淮滨人,生于1917年10月,于2009年10月15日在成都逝世。战争年代,他曾任129师卫生部医生、五所所长、附属医院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,历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卫生局局长,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、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等职务。

  随后,记者从四川省辗转联系到何正清的儿子,希望能有所收获。但他的儿子告诉记者:“父亲并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。”随后,记者通过查询资料得知,何正清曾主编过《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》一书。

  这些翻拍过的死亡证书,吕吉山将他们统一放在一个文件夹内,这是他在太原制作完成的,一共做了30本,花了五六千元,目的是“拿着这些小册子找政府部门,找媒体,把这个事儿宣传出去”。

  他果然也这么做了。今年2月16日,吕吉山来到北京。他找到了《北京晚报》编辑部,这个故事引起一位记者的关注。随后,在经过《北京晚报》的报道之后,此事成为新闻热点。

  ■ 中国抗战纪念馆肯定了这些证书的价值

  与此同时,吕吉文也联系了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,工作人员告诉他的话,也印证了他对这些证书价值的判断,对方说:“目前我们馆还没有一份这样的证书。”

  “像这样普通战士的死亡证明,实物太少了。”他对纪念馆工作人员的这句话念念不忘。

  而自从这个“山西农民高乃文重大发现”的新闻被媒体陆续报道之后,吕吉山说,他与高乃文几乎每天都通电话。高有时也会问他,接下来怎么办?他说:“一定要把这种爱国主义重新发掘出来。比如搞个纪念性的场所,像是公墓。让人们不要忘记,这些为国家、为民族牺牲的英雄们,也不要忘记,抗日军队的医院是什么情况下建立和工作起来的。此外,要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家人。”

  “能找到吗?”高问。

  “父母肯定不在了,但我们可以找他的兄弟姐妹或者他的家族成员。”吕显然知道难度所在,但也充满信心,“只要大家都动起来,就能找得到。”

  ■文/本报记者申晓飞 张安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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